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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为什么西方文化需要中国文化  

2012-11-08 10:09: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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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知名华裔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教授在他的《创造和谐》一书中指出:文化是动态的,在今天中西文化广泛的交流对话中,新的文化变因也将在未来发生作用,甚至改变中西文化的气质。因此,西方文化需要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理由,同时中国文化也需要西方文化以发挥其潜力。以下是文中节选:

我们可以举出下列中西文化的分析来说明何以西方文化具有冲突的因子,成为“冲突文化”的典型,而中国文化则不但不具有冲突因子且反而具有中和因素,因而成为“融合文化”的实例。当然,此一比照正如许多中西文化分析一样是拟议性的,它的根据是各种突出现象的综合以及对历史文化特征的透视。因之,它更是诠释与实践性的理解,而非普遍理性化的认知。再者,既然文化是动态的,在今天中西文化广泛的交流对话中,新的文化变因也将在未来发生作用,甚至改变中西文化的气质。作为具有人性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有责任促使中西文化的融合带来更高品质的人类文化。

(一)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上帝观和上帝意识:西方文化自希伯来时代以来,就以信仰一位创造万物而又超出万物之外的真神上帝为突出的特征。自罗马皇帝康斯但丁于西元第3世纪皈依基督教迄至19世纪末尼采大胆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上帝信仰支配西方十六个世纪之久。但对西方人言,上帝真的死亡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现代的西方人要是有上帝意识,因之有强烈的使命感;要是没有,因之缺乏安顿感或蒙受失落感而有一种追求新奇与奇迹的迫切感。西方的宗教如基督教,往往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历史上造成对外的宗教战争与对内的宗教迫害。相对西方而言,中国文化不具有超越的宗教之神的上帝观,而反具有强烈的自然观和与之相应的自然意识。中国人的自然观是深信人自自然中演化创生,因而属于自然,而其生命的变化是与自然的变化原理若合符节的。自然之动力来于自然,人能够深入理解自然的本体,就能够理解到动态平衡、和谐转化与人生价值的意义及重要性。这就激发了人对生命和谐、生活和谐、人际和谐与天人和谐的追求。所谓自然,对中国人说就是在万物中看到整体存有的变化过程,不另从人的意志或意识的模型(自由选择、设计与目的性)去作有关存在与创造的解释。这种自然观明显地表现在《周易》的太极思想与道家的道的思想上。也可说是由于这种自然观的自然意识,中国古代的上帝被转化为天,天又被转化为道,而道终归明于自然。《道德经》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视为中国人自然意识的根本写照。

在这种自然意识下,人可以退而隐于自然,也可以进而创造人文世界,发挥人的潜能。这也是儒家可以与道家相通而又必须与其有异的地方。由于这种深厚的自然意识,中国人也就能同时接受不同的宗教而把不同的宗教看成是实现人的现实目标的不同手段或方式,也就是能用现实的道德来统一超现实的宗教而使之现实化。也由于这种未作精确概念界定的自然观,中国人能为多元的差异找寻动态的统一或在实践中求其统一。

(二)在西方的上帝意识与中国的自然意识对照中,我们可以解释也可以推演出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与中国人的整体一元的对照。上帝造人一部分是用外物,一部分是用他自己,故而产生人与上帝存在上的对立(超越与内在的对立),以及人与世界存在上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甚至人自身的身心对立及理性与欲望的对立。这些对立也就导向了其他方面的对立,而必需也因此而产生了否定消除的方法来肯定一方的真实性与价值性而否定另一方的真实性与价值性。这就是以绝对的绝对化为典范的西方选择排除逻辑的发生作用而与以绝对的相对化为典范的中国并存互容的逻辑强烈对照。形而上学说,选择逻辑的产生是上帝意识中的意志自由的表现;而并存逻辑的发生也象征了自然意识的含容体验,要解除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以及避免否定消除主义,我们必须透视上帝形象背后的原始自然存有以及其蕴涵的原始生命活力,这也就是要深入中国文化形而上学所包含的自然意识以融化及解除上帝意识蕴涵的冲突矛盾与狭隘的排除性。

(三)西方的上帝意识有其令人惊异的历史效果,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成就,也为人类带来极大的危机。上帝意识在两方面给人带来成就:

一是令人类站在上帝的主体性上面对自然物以之为认知、探索、控制、利用及征服的对象。人类对自然的权威感由何而来?回答是来自于上帝。这种物化和冷视自然的态度造就了西方科学与各种科技,带来了工业现代化,解决了人类求生存、求福利的许多问题。但我们也不可忘记,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科学与科技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人自身的物化与意义失落,不但会造成人类的毁灭,也会造成人类的精神贫穷与死亡。这自然是现代化的极大危机。

另一项上帝意识带来的成就是人类站在上帝的对立面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以及不完满之性带来的罪恶感,因而激发起人内心中无限求成功、求荣誉、求承认与求接受的欲愿,意欲借此洗刷自己的罪劣。这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在上帝意识下所运作的深度心理机制,自16世纪开始就把西方导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成功不是偶然的,而中国未能发展西方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偶然的。在这点上我是同意Max Weber的,但Weber并没有看到自然意识中所蕴涵着的发展潜力,正像近代污染性工业与科技并没有看到非污染性工业与科技的潜力一样。但后者的可能是建立在人对自然本身以及自然与人的机体关系新的认识上,而这种新的认识并不一定要全盘否定原有的一些知识与目标。相反的,它是站在试验与学习的基础上作思想体系的改善与依此体系发明新的技术。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伦理是否能作为东方工业化的精神基础与动力,其窍门仍在东方是否能从西方工业化吸取教训而作改善与提升。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的工业伦理不一定全同于西方的工业伦理,而东方的工业化也不一定要走西方已走过的路。东方的工业可以是没有污染的后现代化的工业,正因为东方的工业伦理是基于自然意识发展出来的后现代的工业伦理。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所谓后现代或后现代化的含义必须来之对上帝意识所作的自然意识的批判,而不应只是对上帝死亡的宣告。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两项结论:一是中国文化中蕴涵的自然意识(见之于道家的道与儒家的仁)可以提供一个融合文化的模型以消除西方冲突文化的诸种冲突与自毁的倾向;二是中国文化中的自然意识也可以包容与改良上帝意识而使其发挥正面有益于整体的生命作用。这就是何以西方文化需要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理由。但这也附带说明了何以中国文化也需要西方文化以发挥其潜力的重要理由。能够认识两者的互补性以及理解这样一个互补思想的方式或方法的重要性才是一个重要的后现代化的思考态度。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西方的科技与资本主义是相得益彰的,这不但造成侵略性的权力意志,形成所谓西方的“道德自傲”(Moral arrogance),而且也带来主体欲望与理性客观的严重冲突,使人陷于两难或把人物化为纯粹的经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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