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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俄国立宪派的衰落(二)  

2013-05-09 10:36: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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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保守化,但社会并没有与它一起保守化。立宪民主党正如马克拉科夫所坚持的那样,由不喜欢“革命”变成了害怕“革命”,但“革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害怕便不再发生,而一旦发生,它的害怕者便已对它全无影响能力了。本文节选自《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东方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比较接近,在当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俄国的社会民主派本身正是在政治自由问题上开始与民粹派决裂而打出自己的旗号的。社会民主派与民粹派之间第一场论战,并不是如同后来一些著作所说是关于俄国特殊道路与村社问题的分歧,而是关于“政治斗争”。因此毫不奇怪,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便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部文献。而所谓“政治斗争”问题,当时实际上就是指政治自由问题,即是要自由宪政、议会民主还是要雅各宾式的“人民专制”的问题。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坚持前者,并正是在这一点上首先显出了他们与传统民粹派的本质区别。以后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正如列宁所说,是否坚持“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观点”,一直是民粹派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

  关于政治自由的争论当然不能不涉及自由派,因此普列汉诺夫曾经这样来概括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区别就不奇怪了。尽管如果按苏联时期的流行解释看,这种概括无异于天方夜谭:

  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暂时地分成了两个阵营,对“政治”抱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有一些人认为政治斗争几乎就是背叛人民的事业,是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些资产阶级本能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纲领的纯洁性的亵渎。另一部分人不仅承认这一斗争的必要性,而且也准备为了所谓这一斗争的利益去和我们社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分子们作一些妥协。

  这个时期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之间的联盟关系最明显的体现就是,1895年前后社会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联合出版的一些向民粹派宣战的文献,其中这一年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最为知名,收有普列汉诺夫、列宁与司徒卢威等人的文章。列宁后来也指出,这类“文字上的协议”实际上带有“政治联盟”与“政治条约”性质。

  俄国自由派建党虽然比社会民主派晚,但由于他们中的许多思想家原来作为一种思潮的代表在建党前就出版过大量著作,社会知名度高,更由于其“中派”的形象在合法斗争领域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发展很快。如前所述,在1905~1907年那个“最革命的议会与最反动的专制政府”对峙的时期,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是“最革命的议会”,即头两届杜马中的第一大党与主导力量,尤其是第一届杜马常被史学家称为“立宪民主党人杜马”。显然,这个时期自由派曾一度执俄国反对派阵营之牛耳,这是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被强行解散后主持发表《维堡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抗粮抗税,拒服兵役,从银行里抽回存款,开展与政府不合作运动;在第二届杜马中,领导抵制斯托雷平土地法案的斗争,甚至通过杜马党团决议要求废除斯托雷平内阁关于土地问题的所有法令。这些表现堪称有声有色。过去的一些流行著作以“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一顶帽子将其一笔抹杀,是有欠客观与公正的。

  但这样的风光没有持续多久。斯托雷平发动六三政变,解散杜马,强行推行其改革后,立宪民主党即一蹶不振,组织瘫痪,派斗纷出,观点分歧,无所作为,影响急剧下降。在社会公众中基本上丧失了反对派旗手的形象。其中原因很多,“软弱性”虽是很重要的一个,但最关键的因素却是:斯托雷平以不公正的方式所推行的改革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是如此“彻底”与“勇敢”,以至于立宪民主党无事可做了!在一边是为富不仁的“改革派”专制政府,一边是要求重建“公社世界”的人民群众村社复兴运动的情况下,你让这些书生气十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表个什么态好呢?一边是不公正竞争的迅速发展,一边是反竞争的平均主义情绪广泛蔓延,主张公平竞争的声音如果没有强大的道义形象为之感召,那只能在交易所里的喧嚣与贫民窟的怨恨声中湮没无闻了。

在这种尴尬局面中,处在政治高压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迅速分化,出现了三种趋势。

  一是文化保守主义,即主张回归传统,整理国故,脱离(或曰超越)现实社会的变革,从事“心灵”的“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以求实现俄罗斯文化、斯拉夫文化或曰东正教文化的复兴。这股潮流以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为代表。而由文集中的几位作者为骨干发展起来的东正教新神学即“寻神派”哲学为其成就之大成。《路标》文集中的7篇文章的作者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是H·司徒卢威、A·伊兹戈耶夫、H·别尔嘉耶夫、C·布尔加科夫、Ъ·基斯嘉科夫斯基、C·弗兰克和M·格尔申宗,其中前4人还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该文集是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是文集的主题之一。《路标》的作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信奉唯物主义这种“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布尔加科夫写道:“我们的知识分子西方派时期对于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因而把这些思想同最极端、最激进的文化哲学形式联系在一起。”格尔申宗更为尖刻地说:“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别林斯基以来的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噩梦。”文集认为,是过分的书生气导致俄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趋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果,在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和虚无主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同人民和国家的联系。在文集的作者们看来,激进的知识分子具有“爱民主义”、“拜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时,没有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点去要求人民,相反总是以狂热的宣传去影响他们。把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移植到人民的社会激进本能中去,力图使自己获得众多的信徒而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这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道义上的错误。

  文集对刚刚过去的革命表示了否定与忏悔。司徒卢威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写道:“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他把革命视为一场灾难,“革命搞得不好……巧妙伪装起来的挑衅在制造革命方面起了作用。……工人群众(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发动的两次大罢工,一系列毫无理性和凶残的武装暴动,比这更坏的莫斯科起义,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解散杜马后为进步的武装起义所作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吓政府并消灭它,而政府真的被吓住了,出现了战地军事法庭和无休止的死刑。然后,国家的惊吓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现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国家走出这一停滞状态?”格尔申宗的一段话更明白地表达了对革命的恐惧:“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路标》的作者以总结和忏悔的口吻作出结论: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而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个人义务的社会主义否定。搬去这块石头,这个世界观的整座建筑就被破坏掉了”。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再生”。

  为了纠正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性”,实现“精神上的再生”,文集的几位作者即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与弗兰克等一头扎进了东正教经卷之中,从“俄罗斯人民心灵之根”即神秘主义的东正教哲学中寻求一场克服俄国人价值危机的“精神革命”。他们被称为“寻神派”,其文化研究活动从斯托雷平时代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后的白俄侨民生活中。他们把传统东正教神秘主义与欧洲新兴的非理性思潮如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结合起来,建立了一整套以现代世俗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哲学体系。这样,《路标》文集对俄国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反思便发展成为“寻神派”,尤其是其中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宗教存在主义对近代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诸传统的反思,从反思马克思发展到反思伏尔泰、反思启蒙时代以来的全部欧洲文化,从而成为后来的白俄文化中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一个,其影响至今不衰。

  如今我们很难恰当地评价这批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而激进自由主义而东正教神秘主义的思想家。从《路标》到寻神派,从政治保守主义到文化保守主义,这种心路旅程恐怕也很难仅以“自由派的软弱性”来解释,事实上,当他们批判的矛头从“激进主义”转向理性主义、世俗主义,乃至转向整个现代市民社会,并提出要建设“新的中世纪”时,他们还能不能被称为自由派或“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都已成了问题。更耐人寻味的是,像米留可夫这样的正统自由派思想家在后来的日俄文化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而寻神派却超越白俄群体,影响遍及西方,这其中就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无论如何,在自由主义运动衰落后兴起的这股俄罗斯“国学热”在学术上成就斐然,但对俄国社会生活却丝毫没有作用了。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20世纪初俄国出现了真正的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的复兴,出现了对伟大的俄国文学与俄国宗教哲学思想传统的回归。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转向妥思陀也夫斯基、Л·托尔斯泰、B·索洛维约夫。”“俄国的文化上层开始了精神文明的真正复兴,有了独创性的宗教哲学色彩的俄国哲学流派,出现了俄国诗歌的繁荣,在美学鉴赏力下降数十年后,强烈的美学意识复苏了。19世纪初我们曾有过的对精神领域问题的兴趣苏醒了。”

  然而作者在眉飞色舞地讲了这些之后却不得不黯然神伤地承认,这种“复兴”在当时的俄国却已失去了土壤,“开始失去与社会革命运动的联系,越来越失去广大的社会基础,形成一个对俄国人民与社会广大范围毫无影响的文化上层”。他们“与世隔绝”,“如同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人民(至少在当时)已经把他们忘记了,以至到1917年“激进主义”之潮铺天盖地而来时,俄国根本没有人还记得他们仅仅在8年前对“激进主义”作的那些阳春白雪式的批判。

  二是马克拉科夫主义或曰政治保守主义。《路标》发表后,舆论为之哗然,官方欢迎,左派愤慨,而立宪民主党内也对它深为不满,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许多人不愿钻入象牙塔去整理国故,仍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们的姿态比起1905年来也大为改变了。其中,以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B·A·马克拉科夫为代表的一派实际上已成为秩序主义者。马克拉科夫十分强调“法制”的必要,认为法制在宪政之上,为维护法制,就应当在任何情况下杜绝革命,“使进化过程成为统治方式在‘生活自身的压力下’渐变的过程”。因此,他认为立宪民主党应当给自己下达“心理上的复员令”,以摆脱心理上的“战时状态”。他在这里指的是1905年10月沙皇颁布行宪宣言后立宪民主党的态度:当时米留可夫曾对新闻界声言:“什么也没有改变,战争将继续下去。”

  与《路标》的作者一样,马克拉科夫也严厉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在1905~1907年间的“激进”行为,不同的是《路标》的批评主要在哲学和形而上层面,而马克拉科夫则集中对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进行了被后来一些西方史学家称为“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他认为,立宪民主党犯了“最高纲领主义”即不妥协主义的错误,先对维特、后对斯托雷平都采取了不友好的立场,而“他们本来与其说应该成为敌人,毋宁说应该成为盟友”。立宪民主党只知利用杜马作为反对派的讲坛,而不知用它来进行“建设性合法行动”。而《维堡宣言》更是铸成大错:“它基本上是个革命的行动。”

  马克拉科夫承认立宪民主党其他领袖与他本人一样既不希望革命也不相信革命,但他觉得,他们与自己不同之处在于不“害怕”革命,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革命会胜利,或者说是相信革命会在它的最初阶段就被停止,因此他们便以革命来吓唬政府:“由于革命的威胁迫使政府作了让步,他们便继续打(革命)牌,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玩火。”由此他实际上得出了与《路标》中某些作者一致的结论:“不希望”革命还不够,还应当“害怕革命”;置身革命之外还不够,还应当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与政府合作来制止它。对于当前的局势,马克拉科夫认为,“反动”(指斯托雷平的高压)并不可怕,因为它在国家生活中没有坚实的基础,而潜在的革命才是真正危险的,“威胁来自左翼,而不是右翼”。

  三是米留可夫派,即立宪民主党原方针的支持者。一些西方学者从思想谱系的角度把米、马二人作了这样的区分:马克拉科夫是斯毕兰斯基式的开明官僚,中世纪个人与公民自由的捍卫者,“大改革”发起者的继承人;而米留可夫则奉十二月党人、某些方面的赫尔岑和彼得连柯维奇作为自己的前辈。

  米留可夫在与马克拉科夫的论战中为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革命中的做法辩护。他认为,党并不是“生活在抽象的安乐椅中去进行老谋深算”的,它必须“和俄国的社会生活一起”忽左忽右地变化,在1905年的巨大的社会情绪波动下,党如果无动于衷,社会就会将它抛弃,而那样的话,“革命”还是照样会发生的。为了使党能在动荡中“保持中心地位”,它就必须“被迫向它的许多追随者的更为急躁的情绪作临时性的让步”。他指责马氏“把捍卫法制与捍卫某一给定的法律混为一谈”,认为马氏的主张实际上是为了战术的需要而牺牲党的纲领,“把手段看得比目标更重要”。而在米留可夫看来,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尤其是土地纲领,“虽然是激进的,但并不是乌托邦的”。

  米留可夫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自由派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不能要求自由主义的政治行为不但符合法制,而且符合任何统治者给定的任何一道法律。

  然而尽管有以上的争论,由于在经济问题上米留可夫无法比斯托雷平更“彻底”,在政治上米留可夫又不可能倾向于村社复兴运动,因而仍然由他领导的立宪民主党正在向右转,而“马克拉科夫类型的温和派则在转向更右”。《路标》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马克拉科夫派的政治保守主义,加上米留可夫的向右转,终于使立宪民主党逐步沦为杜马(斯托雷平的乖戾“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四届傀儡杜马)中诸右派大党的小伙计,而整个杜马又变成了沙皇与斯托雷平政府的小伙计。立宪民主党正如米留可夫自己在党内论战中一再提醒要避免的那样,已经落入了一个圈套:“当他们不可能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时,他们在人民眼中已经是政府的伙计了。”

  结果,立宪民主党倒是保守化了,但社会并没有与它一起保守化。立宪民主党正如马克拉科夫所坚持的那样,由不喜欢“革命”变成了害怕“革命”,但“革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害怕便不再发生,而一旦发生,它的害怕者便已对它全无影响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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