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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周其仁真不懂中国农村土地问题  

2015-01-29 10:18:38|  分类: 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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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地权的逻辑Ⅱ
豆瓣评分:8.3分(42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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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提要:贺雪峰的观点以“接地气,非主流”著称土地问题的答案只能源自土地,周其仁、厉以宁、吴敬琏、华生等浪漫主义想象的主流话语正在误导地权改革!

关于地权的悖论

周其仁在批评我的文章中写到:“我最无法接受的是贯穿本书的如下核心命题: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周其仁认为“这是一条经典的奇迹怪论,因为完全得不到中国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和现在成渝改革试验区大量可观察经验事实的支持”。

正如周其仁所说,《地权的逻辑》一书的基本观点即在当前农民已经分化,农村土地用途分化的情况下,抽象讲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能会损害农民利益。且正如周其仁指出的,《地权的逻辑》一书贯穿了这个观点。笔者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就是为了驳斥一些学者打着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的愰子来为土地私有化鸣锣开道,来为资本掠夺农民制造舆论的用心。这些学者站在为农民要权利,为农民说话的道德高地,却不愿深入具体地考察农民到底要什么,他们利益的究竟何在。周其仁没有耐心读完笔者全书,也几乎不了解和理解笔者的论证,即断定笔者所论是“一条经典的奇谈怪论”,我就有必要在此再啰嗦几句:

分田到户以后,中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集体所有,农户有承包经营权,依中央政策,第一轮土地承包为 15 年不变, 1990 年代中央政策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延期 30 年不变,且按“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精神,要求各地稳定农村承包关系,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总体来讲,中央是按照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来出台农村政策和制定相关法律的。

中国农民的主体无疑是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大宗粮食作物生产的粮农。当前中国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基本状况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地块分散在七、八上十处。如此狭小的土地上,单家独户根本不可能解决生产环节的诸多事务,而有很强的进行生产协作的需要(不是经营协作,即不是针对市场而只是针对生产)。在取消农业税前,村社集体还可以通过向农户收取共同生产费,来解决单家独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事情。取消农业税后,村社集体不再能强制向农户收取共同生产费,无力再介入到农户生产环节尤其是灌溉、植保和机耕环节的事务,农户不得不依靠个体力量来解决本应通过公共决策解决的事务。

 当农民土地权利不够大时,村社集体可以通过调整土地形成农户相对连片的小规模经营,从而可以减少农作困难。若村社集体还有向农户收取共同生产费的能力,村社集体也就更有能力来解决共同生产事务。当前农村土地政策规定,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又取消村社集体所有向农户强制收取费用的权力,这样就形成了每个农户在土地上的刚性利益,只要有一户反对,村社集体就既无法调整土地以利农户连片耕作,也无法通过向农户收费来提供共同生产服务。

当前农村情况恰恰是,虽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村庄人口却发生了极大变化,有一些承包土地的村民早已离开村庄进城,不仅经济关系离开了村庄,而且社会关系也大多移出村庄,还有相当数量农民外出务工。无论是永久进城还是临时外出务工的承包有土地的村民,他们都不愿轻易将土地权利转让出去,而只是临时性地将土地流转给邻里亲朋耕种。

除村民进城以外,村庄社会内部也已经出现严重的分化,农民身份分化,利益多元化,和村庄边界更加开放,使得村庄缺乏凝聚力。因此,在与小农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密切相关的村庄公共事务中,任何一件要靠众多农户共同商议决策的事情都可能遇到刚性反对力量,从而既达不成一致决策,更无法一致行动。农户土地权利越大,反对的力量就越强,公共决策就越无法达成和执行。美国农场平均经营规模相当于中国若干个行政村数百农户的耕作规模,每个农户都具有大而明确的土地权利,就意味着每个农户都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这样,美国农场主个人决策的事情,到中国农村就变成了数百农户的集体决策,自下而上照顾到每一户利益与诉求的集体决策,其决策成本和执行成本都会高到无法承受,况且现在很多承包土地的农户早已搬出村庄,进行集体决策的人都找不齐,根本不可能面对面坐下来协商,还如何决策?这样,在中国农村,农户土地权利越大,集体行动越难,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就越无法改善,单家独户的小农,尤其是仍在农村种田的耕者,就不得不面对更加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他们不仅要流汗,而且要流泪,甚至流血了(比如为争水而打架伤人)。这是典型的“反公地悲剧”。

周其仁教授是贵州湄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政策的设计者之一,这一土地制度设计,较当时全国农村承包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赋予了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后来中央农地政策吸收了湄潭经验,尤其体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决议上。自 1987 年以来,湄潭试验已有 25 年了。那么湄潭试验的结果如何?当年参加湄潭试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到湄潭调研发现,湄潭试验的结果表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既不公平,又无效率。关键是, 20 多年过去了,“农民对土地调整的意愿仍然强烈。 93% 的被调查者同意按人口进行土地再分配”,刘守英等人将之解释为“农民根深蒂固的成员权观念”。

笔者恰好于 2008 年底到湄潭进行过 20 天驻村调查,从调查情况来看,湄潭农民不欢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给自己更大权利的土地制度,而要求按人口调整土地(注意,包括土地多的农户也大多要求调整土地),其中原因并非刘守英所讲农民所谓“成员权观念”,而是这种土地制度既不公平,又无效率。不公平是显然的,无效率则可以从以上所讲“反公地悲剧”中理解。周其仁教授既然认为笔者的命题是经典的奇谈怪论,为何不回到自己亲手设计的湄潭农村问一问农民的意见?如果说我们要尊重农民的意见的话,既然湄潭农民 93% 的要求重新按人口再分配土地,我们为什么不尊重农民这一意愿呢?要知道,农民的土地权利,对我们来讲,只是一种话语,最多是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对农民来讲,却是实实在在要付出汗、泪和血的代价的。

延伸阅读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土资源部专家委员会特聘委员。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开展三农和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是“用脚做学问”的代表,也是“华中乡土派”的领军人物。近年来,因对周其仁、厉以宁、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一些观点的质疑和批判而饱受争议。

地权的逻辑Ⅱ: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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