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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泰:新型大国关系的挑战来自何方  

2015-11-09 10:42:40|  分类: 时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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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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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美籍作家、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在《盛世危言:远观中国大战略》多次谈到中、美两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可是,时间将会证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仍然会遇到多次严峻挑战。
看薛理泰从不一样的视角,如何分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一贯强调,中国仅体系更新,决不挑战美国主导的当代国际格局。中国这一立场应该与美国的战略意愿存在着互补性。然而,中、美两国在认知上存在的差异以及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各打如意算盘,导致彼此欠缺战略互信。
美国战略家可能认为,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相对前苏联和日本来说,中国可能给美国造成真正的麻烦。前苏联对美国提出挑战,可是经济状况欠佳,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威胁;日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却缺乏军事实力,而且还是美国的政治附庸国。而中国却是一个人口大国和领土大国,30年以来经济和军事力量一直在快速发展,势必将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鉴此,美国要重返亚太,在中国周边部署重兵。
在中、美两国关系互动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现象,即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中、美两国欠缺战略互信,而两国欠缺战略互信又加深了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迄今这个现象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正是这一恶性循环促使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在逐渐固化,正在进一步加大双边关系中结构性矛盾的分量。

在中、美双边关系中,老问题久拖未决,新矛盾日增月盛。至于为什么当前中、美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在逐渐固化,这是由于诸种原因造成的,诸如“老大”、“老二”关系的历史怪圈的惯性作用,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时受到盟国因素的牵累,中、美两国对待双边关系的立场欠缺灵活性、方法欠缺周延性,等等。
在国家安全领域中,这些问题和矛盾被解释为对方给本国安全带来的威胁,决不是单凭两国互补性的经济往来所能消除的。所以,以为单凭两国互补性的经济往来就能化解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是一厢情愿,徒托空言而已。        
 
在结构性因素尚未在两国矛盾中终极固化之前,双方还是期望对方理智地看待问题,以避免“误读、误解和误判”,而在终极固化之后,双方可能都对避免“误读、误解和误判”不寄予希望了。久而久之,一旦结构性因素终于在中、美两国矛盾中起到主导的作用,届时纵使两国高层中的智者、哲人认真想做些有益的事,也为时过晚,难以挽狂澜于既倒了。接着,就是双方茫然地听任自己在惯性作用下滑行乃至与对方迎头碰撞了。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这种例子所在多有。                          
当前中、美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在逐渐固化,假若不经切实有力的约束、化解和调整,终将导致结构性矛盾在两国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安全感却与日俱增,形成非常奇特和矛盾的现象。中、美两国矛盾中的结构性因素在逐渐固化,此即产生前述矛盾现象的根本性的原因。
基于此,双方都要前瞻性地、理智地看待双边关系。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消祸于未形,防患于未然”。在快节奏的当代,两国战略家要做到这一条,在大智慧之外,还要有历史使命感。难矣哉!
 当前中、美两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期望,直白地说,无非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美方希望把北京纳入美国所主导的轨道,而中方则希望中、美避免冲突,和平共处。这些年,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表面上笑脸相迎,言辞也是理性的,可是,在实际行动中,尤其是在军事部署上,却在不断强化旨在遏制中国的措施。
美国作为世界龙头老大,其政策是谋求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变革,以推动变革向着有利于美国理念、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其固有政策却强调互不干涉各国内政的传统概念,并对境外的理念、价值观有着传统的排斥感。
尽管如此,一如上述,以往中、美关系大体上还留在合作的轨道上,只是一路踉跄前行而已。未来情况丕变的原因,则除了两国领导层作出的决策缺乏前瞻性和理性以外,最有可能发生的变数是中国国内突然出现大的政治动乱,因而出现内乱招致外患的意外情况。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如何对待盟国或者盟友时有一条规律,即一旦盟国政府与民众爆发大规模的对抗,美国立即站到民众一边,对盟友弃之如敝屣,哪怕这么做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背道而驰。远如对待南越总统吴廷艳、伊朗国王巴列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近若对待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这条规律屡试不爽。原因在于,一是在美国国内没有哪个政治家敢于违反若干基本的立国理念,二是这段历史时期美国综合国力始终徘徊在巅峰的周边,摇晃而尚未下坠。
据此,可以推测,即使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假如中国国内发生动乱,美国政府就会立即站到民众这一边,而同中国政府对着干。鉴此,纵使单纯从维持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角度,中共也要确保国内的政治稳定,亦即中共对内政要比对外交给予更高度的重视。当务之急,亦即中共亟须提高中国社会的和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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