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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国富民穷”   

2015-12-23 10:21:30|  分类: 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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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国富民穷” - 东方时政观察 - 东方时政观察

 

提要:我们讨论“传统”,“循名”固然应该,“责实”则更为重要。中国过去的那一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历史的经验应当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改革” 与“保守” 之别乃至“激进” 与“渐进”之别并不是很重要。

(特别说明:本文节选自秦晖《传统十论》略有删改。)

“道儒”与“法儒”

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兼并” (亦作“并兼”) 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应当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当代一些学者把它们看做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制派与自由放任派之争,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于是这种斗争似乎延续到了现代:改革前,尤其是在那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 的“法家政策” 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潮中, “不抑兼并” 又受到不少赞扬。直到最近这类笔墨官司还时有所见,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法儒与“抑兼并”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阡陌闾巷之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正如王安石所说: “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这是绝不能容许的;而理想的制度则应当使“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这样的思想其来久远,我国早朝“抑兼并” 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汉代的桑弘羊认为,抑兼并就是要“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

后世统治者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套政策,为那些“庶人之富者”设下天罗地网。均田制时代且不去说它,就是号称在经济上实行宽松政策,以“不抑兼并”而为后世士大夫所议论的两宋,实际上也搞过好多次“榷制兼并,均济贫乏”的运动。至今仍受到许多歌颂的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对那些“阡陌闾巷之贱人” 中的“大农”、“富工” 与“豪贾” 开刀的。传统儒家宣扬为君之道应当崇俭去奢,王安石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不是君主而是民间的“兼并之徒” 损害了百姓,只要抑制了“兼并”,皇上不妨穷奢极欲。到了明代,朱元璋“立法多右贫抑富”,着实把当时的“富民”收拾了一番,史称“时富室多以罪倾宗”, “豪民巨族,铲削殆尽”,“寄染遍天下,民中豪以上皆破家”。 明初的一系列大规模移民,包括以“充军”这一发配边荒的同义语流传后世的军屯在内,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籍没”富民并将其扫地出门的政策之上的。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富民也最多的太湖流域,经朱元璋“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之后,竟弄到几乎清一色“土地国有化”的地步:“(苏州)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② 有人说这种“抑兼之”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为了维护富人的“根本利益” 而行之。这要看怎么说了,如果所谓富人是指朱家的龙子龙孙及朱明王朝的掌权者,那大抵不错,但若是指“富民”可就大成问题:今人可以轻描淡写地骂一句“欺骗”,可是当年洪武皇符的严刑峻法可不是闹着玩的。很难令人相信,他把这些人“铲削殆尽”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根本利益!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 为的是“富国足用”。在传统上前一理由源出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出早期法家,这也是在这一问题上儒法能合流而构成“法儒”的主要原因。但正如我国汉以后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样,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这只要看看我国历史上历次大规模抑兼并运动,从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直到明末的三饷加派,都是在朝廷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就会明白。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 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以“国富民贫”为治国之要的。商鞅认为民贫才会求“赏”,而国富才能给“赏”,两者皆备则朝廷便能以“重赏” 驱民去干任何事情,因此国家“利出一孔” 而人民“家不积粟” 是最理想的。韩非更有“足民何可以为治” 的宏论,认为百姓富足了便会想入非非,不好治理,只有让他们贫穷才会依赖于国家!后世的法儒没有这样说,但其行为的结果则是对“国富民穷”的实践。

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梁启超称这是以“国家自为兼并” 来代替民间的兼并,是很有道理的。甚至到明末,逼得举国造反的三饷加派也仍然号称“弗以累贫不能自存者,素封是诛”,“殷实者不胜诛求之苛”。这样一场横征暴敛居然也打着“右贫抑富”的幌子!

因此毫不奇怪,贫苦百姓对这样的“右贫抑富”不仅毫不领情,反而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反抗官府,由此造成我们在《水浒传》之类小说中很熟悉的那种“庄主” 带领“庄客” 造官家反的场面。而国库此时的状况如何?近来有人曾断言,我国王朝的崩溃,都是由于“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的结果。这简直是莫名其妙!除了下文将提到的少数例外,多数王朝的崩溃恰恰是朝廷的“汲取能力” 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秦末大乱也有类似背景。西汉末(新莽) 厉行“五均六管”等“汲取”之政,新莽消亡时,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之巨,其数据说恰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 须知黄金在西汉是通货而非一般宝藏,这些黄金因而也属于“中央财政” 储备而不

仅是一般的宫廷奢侈,试问这样的“汲取能力”如何?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宫中藏银达7千万两,而据黄宗羲说,当时全国“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 试问当今天下有几个国家“中央财政所占比重”能达到如此程度?

 

因此我以为,从总体上看在传统形式的“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之间强分伯仲,褒此贬彼是没有多少理由的———当然这里说的是“从总体上看”,就每个具体人物、具体措施而言则另当别论。根本的问题是: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经济(有规范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那种“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各种具体交易中没有公正可言,但无疑它在整体上并没有遵循“最初财产来路清白,此后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规则。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 也不行, “抑” 与“不抑” 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 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 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改革的速度是快些还是慢些,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这固然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

其实在今日的中国, “改革” 与“保守” 之别乃至“激进” 与“渐进”之别并不是很重要。这有一比:当一个宗法式大家庭难乎为继时,可能发生的最具爆炸性的矛盾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 之争,而是怎样分配“家产”之争。这也就是公正问题。倘若不管这一点,任由大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家门,那将造成比不肯分家的“保守” 政策更严重的事态。古今中外的许多变法、改革在这方面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今天已非昔比,历史的经验应当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跳出“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怪圈应当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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