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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中国经济“新常态”不存在   

2015-02-06 09:34:48|  分类: 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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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跌入中速将成为未来的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再没有恢复8%以上高速增长的可能?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并不认同这样的提法,他认为“新常态”未必成为 “常态”。更多内容请阅读张军经典作品《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对中国经济的减速究竟该做何解读?

当前中国经济有下行的趋势,究竟是会演变成经济崩溃,还只是短期的需求抑制造成的,受到广泛争议。

对此,张军表示,他首先不认同关于新常态的提法。

张军称,官方总结的新常态为三个周期的叠加:增长换挡期、经济调整期、经济刺激的消化期。新常态通常被理解为中国经济再也回不到之前的增长水准了,当前的状况将成为未来的常态。

对此,张军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充分的证据能证明这种新常态的存在和持续性。

 

夸大了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3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接近10%,差不多7年翻一番。2001年的时候10万亿,2010年就达到40万亿,超过了日本。

而最新IMF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如果按PPP换算(购买力平价),中国2014年的GDP估计要比美国高出2000亿美元左右,占全球的份额也将超过美国。

中国在过去35年为何能有如此强劲的增长表现?

张军指出,如果把经济增长的贡献因子做一个拆分,把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增长做一个对照,就会发现, 技术进步(TFP)GDP的贡献大幅增加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尽管资本的增长很显著,但是更多体现在技术进步上。

在张军看来,中国增长这么快,就是因为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快于欧美成熟国家。通过落后模仿先进,缩小科技差距,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大幅提高,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来提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成功经济体胜在善于创造性破坏

那么,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是太乐观呢?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个超长增长的经济里,增长的同时总会伴有大量没有效率的经济活动。

张军称,超常增长的经济,包括二战以后的东亚四小龙和日本,必定会产生很多无效和低效的经济成分。例如很多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国有企业的膨胀、房地产的泡沫、鬼城的出现、产能的过剩以及经济大起大落等典型的增长后遗症。

这些问题不是今天首次出现,中国过去35年其实曾反复遭遇类似问题。

那些成功转型和发展的经济,往往不是因为能避免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而是因为能在出现这些问题时政策与体制上做出及时的调整和改革。

例如中国在1997年前后,制造业产能过剩达到历史高位,国有企业的亏损让财政不堪重负,倒逼中央政府开启了国企和整个国有经济的大规模重组。

更早一些时间,由于财政承包制导致这样政府的财力持续下降以至于不能执行宏观管理的职能,倒逼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而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面临严峻的金融和财务约束,使得政府的资本开支不能正常完成,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前途,最后不得不让中央政府对国有土地批租权管制进一步放松,从使得土地可以作为抵押品,从而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这才有了之后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事实上,回顾过去35年,每一次的挑战和问题的爆发最后都可能带来政策和制度的巨大变革,并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能在需要的时候成功地推进政策与制度的改革。

张军使用经济学家熊彼特的概念,认为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价值上的创造性毁坏(creative destruction);创造性毁坏就鼓励用更新的、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去冲销上一轮增长扩张的代价;能不断做到这些的经济就是有韧性的经济。

很显然,那些成功转型和发展的经济都是因为做得到了这样的创造性毁坏,不断鼓励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在价值上去冲销那些主张的代价。

中国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几乎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这样的过程。我们没有能阻止在增长中出现问题和挑战,但是因为政策和体制的改革总是在鼓励更有效率的活动和投资,总是鼓励更有效率的企业取代原来的没有效率的企业,所以,技术进步才没有停止,发展的主流才没有中断和枯竭。

所以,今天看到了鬼城、房地产的泡沫,对这些不必过于悲观,需要看到发展的主流,中国是否在对这些挑战做出符合市场经济主流的回应。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遭遇了历史性的债务冲击,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经济甚至一度陷入通货紧缩。但是只要能把政策的重心放在鼓励创造性毁坏的发展战略上,通过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去冲销之前增长的代价,这些问题就会得到消解。

张军相信,东亚四小龙的发展过程正是如此,中国当前遇到的问题也类似,只能靠经济发展来解决。

不应否认分税制的历史功绩

在改革方面,张军认为现在看待经济制度的方式并不健康。土地财政这些年广受诟病,说当前的分税制弊病良多,要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张军认为,固然需要对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进行改革,但这并不能建立在对之前制度安排的彻底否认基础上。

实际上分税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曾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0年代,因为没有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向地方过度的财政分权导致了反反复复的通货膨胀,中国经济一直没有摆脱遭遇大起大落的困扰。

如果分税制改革不实行,中央政府无法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就没有能力、资源和手段去稳定宏观经济,经济大起大落的局面就很难得到改变。

1993年年底实施分税制改革,重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确保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张军发现,分税制有助于将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发展上的激励统一起来,促进了增长和宏观稳定的实现。这是因为分税制之后,地方的收入主要来自增值税和营业税。这就激励了地方政府去加快公共资本的支出,改善基础设施,吸引生产性资本的投资。

换句话说,这个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多扮演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市场经济的维护者。

延伸阅读

《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倾力推荐,为什么朱镕基是对的,中国经济没有想得那么糟糕。

关于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已达到最高极限,从此将一路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已从“爆炸性激增”变成“一无是处”。事实真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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