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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官僚政治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  

2015-05-04 11:07:18|  分类: 时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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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庭教养的呈现

  长期以来,家庭教育类图书一直是国内畅销书的重要品种之一,从10年前的《哈佛女孩刘亦婷》、《卡尔·威特的教育》、《犹太人的家教智慧》始,到近两年来热卖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虎妈”、“狼爸”等系列。家教类图书的层出不穷,一方面说明中国人重视教育。另一方面则说明,传统中国的家教智慧已消失殆尽,在不断向西方文明索取经验。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论“虎妈”、“狼爸”都不值得一读。“我也从不给这类书写序言、做推荐。”他评价说,他们是以一己之见企图获得全民认可,追逐名和利。“首先,每个家庭之间不一样,没有最好的教育,只有最适合的教育。其次,我从未见过剑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父母写书,推广他们的家教经验。因为成功和幸福有很多种。第三,这种书在美国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和成功学一样盛行,和我们目前的土壤和气候有关。”

  家教断丧的三个不完全因素

  1、废止读经

  犹太人有自己的家教秘方:从小读经。小孩子稍微懂事,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一点蜂蜜在上面,然后叫孩子去吻圣经上的蜂蜜。这仪式的用意是经书是甜的。

  民国元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学校废止读经,国学大师马一浮愤而辞职。

  中国哲学包含在四书五经里,五经是中国人的圣经。如果一位犹太哲学家不会犹太经典,会被视为可耻。而中国高等学府里的哲学老师,不懂五经并不会觉得丢脸,这正是废经的结果。

  废经以后,古代的教育方法不会,古代的歌不会,古代的礼不会。进而,古代传承下来的教养也无人阐发。

  2、女权主义的滥殇

  在当代中国和西方的视野里,20世纪之前中国妇女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鲁迅、巴金等作家的笔下。

  祥林嫂和繁漪等“悲惨的传统女性”—— 中国女性的这一“五四”形象已被政治运动所固化:如果“传统”妇女不是活在暗无天日的压迫当中,所谓的“妇女解放”便无从说起。

  印度学者钱德拉·莫汉蒂认为,第三世界女性是受害者这一观念的普遍流行,与近代西方女权话语的兴起有莫大关系。莫汉蒂指出,这种西方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理念,无视妇女处境及“父权制”的地方性和复杂性,容易流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困境。

  近年来,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高彦颐在其所著的《闺塾师》一书中,改写了“五四史观”对中国传统妇女的论述。其认为,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远不是受压迫和无声的,这些妇女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里,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的和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并重构了中国妇女的社交、情感和智力世界。而闺塾师——这一中国特有的社会角色,在文明传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独生子女与应试教育

  如果说女权主义导致了“因性施教”这一传统的丧失,那么,独生子女则让很多中国家庭忽略了“因材施教”这一传统。

  只有一个孩子,当然要应让他受到最好的教育。于是,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独生子女与应试教育的“美妙”结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择园、择校文化,迷信重点学校、贵族学校,并导致家庭教育的责任转移。

  其一、转移给祖辈

  有关资料表明,“隔代教育”在当代中国十分普遍,在上海有50%-60%的孩子由祖辈教育,在广州接受隔代教育的孩子则占总数的一半,加上农村的“留守儿童”,全国近一半的孩子接受隔代教育。

  其二、转移给学校

  学生家长将本应由家庭承担的教育子女的责任转移到学校身上。表现为:一是父母将孩子送入寄宿制学校;或将孩子寄居在教师家中,由家庭教师辅导孩子的作业及功课等。这在城市富裕家庭中较普遍(参见后文《深圳:家教的沃土》)。二是父母或因自己文化程度低担当不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或因工作繁忙而无暇照顾,于是将孩子送进寄宿制学校。

  那么,将孩子寄宿于学校或寄居于教师家中,家长教育孩子的责任是否得到落实呢?以下是记者对成都某私立寄宿学校有关的一个调查:

  教师:“寄宿学校的确可以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可以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但寄宿学校不能包办一切,当家长的不能指望一把孩子送进寄宿学校就能立刻像样。有的寄宿生家庭条件优越,在家吃东西挑三拣四,到学校浪费粮食的情况很严重,有的家长给孩子的零花钱成百上千,方便面、零食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学生:“爸爸妈妈说他们工作忙,没时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爸爸成天打麻将怎么有时间?妈妈商店一逛就是几个小时怎么有时间?我看他们就是嫌带我费事。”

  另外,严酷的应试教育,也导致了家庭与学校的功能错位。

  一是家庭的“学校化”,表现为学校教育功能的“扩张”,即学校为了升学率,将家庭纳入学校升学的轨道,要求家长对子女的智能培养与学校保持“同步”,从而使家庭沦为学校教育的“附庸”。有些学校把应承担的智育的职能部分也推给家长。结果是家庭未能履行德育、和素质教育的责任,把所有精力倾注在孩子的升学上:或陪读、或代做作业。于是,家庭变成学校。

  二是学校的“家庭化”,表现为家庭对学校的“依附”,认为家庭只负责“养”的责任,而将“教”的责任推卸给学校,使学校负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将家庭教育责任转移给学校和老师。

  学校与家庭的区别,决定了它们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与价值取向,两者不可替代。

 更多内容,详见 汪丁丁《青年对话录》

   当代思想家汪丁丁与青年学子的思想对话,“柏拉图学园”的当代再现。人与制度、人与经济、人与知识:这三本书的核心思想——返回到以“人”为核心的经济学、知识论和制度理论:

《青年对话录:人与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阶段,市场为什么选择我们都不喜欢的结果?

《青年对话录:人与制度》

制度是人际关系的总和,个体应该如何生活才可产生更多唯一性?

《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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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对话录:我的教育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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