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东方时政观察

我们用思想创造价值

 
 
 

日志

 
 

华生:土地涨价的增值部分到底归谁?   

2015-09-09 10:02:16|  分类: 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编者按:在华生教授的新书《新土改:土地制度改革焦点难点辨析》中详细的写到他与周其仁教授意见分歧,周其仁教授主张要让农民能自由对市场做出反应,以“房转地转,帮衬人转”,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们的分歧不在目标而在路径选择。

 

如果城市化转型中,中国农民的土地在大体均等地增值,那么土地制度的改革就很简单,只要一般给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即可。但是,正如前述,农地限于农业用途的使用流转现已得到鼓励,但怎么转增值空间都极有限;远郊的村庄宅基地也没多大市场增值空间。按先行国家的经验,这些村庄占地将来不是用于农村公共设施,就是复垦为耕地,总之都不值钱。真正增值空间巨大的只是城镇尤其大城市周边可以或可能由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的土地。这些土地只归城郊一小部分(不超过全部农民的5%)农民集体所有。过去政府统一征收开发存在诸多问题,我对此从来认同,并对土地财政提出过许多严厉的批评和建议。但是,我不赞同的是因此就走向另一极端,如周教授等人建议的,今后剩下的只涉及更少人口的城郊土地改为原住民自己开发。因为这个似乎便捷的出路,充满了更多的陷阱。

 

关键在于这个所谓农民自己开发是一个既非普遍也非公平的权利。因为这个农民只是城郊特别是大城市城中村、城郊的土地权益人即地主,绝大多数非城郊农民的土地由于国家整体上自然资源和绿地保护的需要只能务农不能开发。但城市化转型的主力军恰恰是来自非城郊农民。他们的房转地转都值不了几个钱,帮不上多少进城务工落户的“人转”。相反,土地的城市化开发成为原住民的特权,还会大大不利于非城郊农民的人转。因为政府征收土地的收益无论有多少错用,但大头毕竟用在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各地政府负债累累,背的就是这个欠账和利息),而这是农民工家庭等外来人口还可分享的。

 

城郊土地权益人的自主开发,本质上是涨价归己的土地增值分配模式。有人说,城郊农民自主开发土地也可以照章纳税,用税收调节。其实这并不改变土地增值归己的本质。我们的劳动收入也要照章纳税,没人说劳动收入就不归己而归公。因此,这里的实质在于,城郊土地改变用途和规划的增值,是否应当与勤勉的劳动所得或储蓄投资的资本所得一视同仁,照章纳税、收益归己?

 

周其仁教授多年来是涨价归己的坚定捍卫者。他最近更强调:“‘土地涨价归公’这句动员力极其强大的纲领性口号,其逻辑前提都是错的……在市场形成的价格里,与某一商品或要素的供应者‘无关’的因素实际上数之不尽,所有这些‘无关的’涨价收益要不要归公?”如非典时醋的涨价、春运时车票涨价、海南的酒店涨价,乃至下雪时大白菜涨价,如果拿土地涨价说事,“那么白菜涨价也要归公,一切涨价都归公”(见“城乡中国”专栏80)。 周教授的逻辑是,既然白菜等其他涨价不归公,那土地涨价当然也不应归公。在周教授看来,在所有社会因素造成的涨价中,不用归公,市场和竞争的作用会以改进资源配置的结果回馈社会。因此,涨价归公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政府垄断师出有名而已。

 

周教授的逻辑如果成立,土地自然就应当与白菜一样,由其产权人自己开发经销、照章纳税、自负盈亏。但是,由于城中村、城郊土地与白菜及其他所有商品及要素有三种根本区别,因而进入城市化时代以后,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对土地采取了不同于其他商品或要素的产权和收益界定。

 

其一,其他商品或要素的收益,固然都有非产权人主观努力的社会因素,但是产权人既享受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收益,也承担外部因素变动引致的损失。大白菜涨价不归公,因大白菜跌价时外人也不承担损失。市场经济中收益与风险紧密相连。但城郊农地转为城市建设则不同,由于城市经济利用土地的生产率大大高于农业,从农地变为城市用地的增值是确定性的而且巨大。

 

其二,其他商品或要素价格变动时,市场和竞争会自己调节资源配置。但在实行土地用途和规划管制的现代社会,市场和竞争本身并不能改变非农用地供给。人们只能通过自由迁徙的流动等市场需求变动给规划者间接地提供信息或压力,土地资源配置最终取决于社会规划者的反映和行动。如西方许多大城市城郊,绿地和农用地与毗邻的商业用地价格相差何止百倍,但这么大的价格悬殊和暴利机会并不能通过市场改变资源配置。再如多年来被评为世界第一自由经济区的香港,土地开发强度远低于我们深圳、上海,但面对排名世界高端的房价,这么多年来市场也不能将大量未开发的土地引入竞争。

 

因此,在城郊土地的用途和空中权的开发利用中,与其他商品要素不同,市场和竞争并不能直接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

 

其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在所有其他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和产权人收益中,外部因素只起影响作用,产权人自身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则发挥持续和主导作用。而城郊土地的开发建设,则是由规划主导,土地的价格或地租是由城市公共品的投入决定,而与产权人无关。这种公共品投入不仅包含在这块土地本身几通几平的基础设施投入,更体现在其与城市相关联的全部道路、桥梁、管线、能源、绿地、公园、学校、医院、环保、治安等各种社会公共品的投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等一批知名经济学家早已从理论上证明,100多年前在欧美引起轰动的亨利·乔治定理,即在最优规模的城市中,总地租等于公共物品的支出,可以在比以前研究更一般的条件下成立。因此,由土地受益人即地主来更多地承担城市公共品投入,而不是从工薪所得和资本收益抽取税收来支付城市公共品开支,就自然更加合理。这样土地用途改变的增值就不应如其他要素所得那样,在照常规纳税后收益归己。


 华生系列作品推荐

《中国改革做的对和没做的》

《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新土改:土地制度改革焦点难点辨析》

东方时政观察推荐阅读:
  评论这张
 
阅读(3530)| 评论(1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